谈起苏俄文学对中国读者的影响，会有几代人对此深有心得，可以说，在80年代以前，中国广大读者最了解的外国文学就是苏俄文学。但是从30年代中国大规模接受苏俄文学以来，我们最注重的是苏联当代文学，而伴随着苏联的解体，一个被称为“白银时代”的俄国文学阶段逐渐被俄国本土和欧、美等国际斯拉夫学界普遍重视，也成为我国出版界倾力开掘的一个“热点”。所谓“白银时代”，是相对于19世纪初叶俄罗斯诗歌的“黄金时代”（茹科夫斯基、普希金、莱蒙托夫等）而言的，主要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罗斯诗坛，这时正是俄罗斯历史转折、文化转型的世纪之交，俄罗斯文化空前活跃，出现了一批杰出的诗人、作家、艺术家和思想家。目前，我国已有4家出版社出版了有关“白银时代”的丛书，这就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俄罗斯“白银时代”精品文库》（4本）、云南人民出版社的《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化丛书》（7本）、学林出版社的《“白银时代”文丛》（5本）、作家出版社的《“白银时代”丛书》（6本）。
据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总编缪力介绍，其社的这套文库区别于其他三家的特点在于：翻译者均为各大院校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学者承担，其中包括著名翻译家戈宝权、高莽等；另外，这套文库不以个人专著的面貌出现，而是以体裁覆盖整个作者群，力求体现“白银文学”的总体水准；且文库配有插图、手迹、作者照片及评介，有利于读者直观感受那个时代的作家和作品。作为这套文库的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周启超先生说，“白银时代”作品很多，4家出版社出版的角度都不一样，各有自己的立足点，他的这套书属于’95国家科研项目，从1996年就着手准备。由于“白银时代”处在转型期和过渡时代，文化语境相当复杂，文化底蕴又非常深厚，翻译难度很大，所以进展速度较慢，没有急于赶市场，也不想炒作。“白银时代”的内涵和外延在不断扩大，现有4个层面的定位：“诗歌的时代”、“文学的时代”、“艺术的时代”、“文化的时代”，他的这套书主要定位在“文学的时代”，从文学体裁上分成抒情诗、短篇小说、名人剪影、文化随笔4卷，注重体现当代文学发展状况和文学实绩，在选材上下了很大功夫。
“白银时代”有着戏剧性的命运：先是饱受冷落甚至被尘封，继而备受关注甚至被青睐。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林精华的博士论文以“白银时代”为题而写，对此颇有研究，他解释这种现象时说，伴随着前苏联意识形态对“白银时代”的否定，我国以前也相应地忽视这一时代，最近10年来我们重新重视它有其国际性的背景：俄国、欧、美从80年代以来发现了“白银时代”的重要性——它是俄国文学从19世纪向20世纪转化的中介，因此要准确地评价20世纪俄国文学，必须倒回去搞清楚“白银时代”文学；重估20世纪俄国文学遗产，是最近10年的一种学术趋向，因此不能忽视20世纪初的“白银时代”；“白银时代”蕴含了很多对20世纪末的人很有价值的审美思考——对功利主义的批判，对人文主义的追求。中华文明与斯拉夫文明有相通之处，“白银时代”特别能体现斯拉夫民族在世纪之交的审美特征，中国人很容易和“白银时代”发生共鸣。
对于4家出版社相继推出“白银时代”丛书，专家学者们看法不一。林精华说很有必要，可以从不同角度选择这一时期的经典。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法语学者郭宏安先生则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好，中国搞俄国文学的人比较多，大家不约而同来搞一种书，对翻译人才是个浪费。对于“白银时代”是否应给予这么重要的地位，也令人存疑。
至于表现在“白银时代”出版中的问题，林精华觉得有两个方面：首先是选本不统一，因为大家对“白银时代”这个概念没有深入研究和系统把握，选本不规范；其次是翻译质量问题，“白银时代”是在语言学革命的背景下发生的，只有专业人员才能理解这个时期的文学本质，并不是懂俄语就能翻译，它是专业性很强的人文学科问题，给译者提出非常高的要求（包括哲学、宗教、历史、文学理论的知识），中国译者是否具备这些素质？就他所看到的几套选本来说，他认为云南人民出版社的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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